“放管服”改革的行政法意义及其完善

与先前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相比,党的十八大以来大力推进的"放管服"改革更加强调权力调整的动态性、整体性、系统性,其对于优化政府职责、转变监管方式、深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具有明显的积极意义。但此轮"放管服"改革依然沿袭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运动化、政策化思路,并不完全符合法治政府建设的基本要求。从职权法定、监管工具的动态调整、优化公共服务的基本法则三个方面,"放管服"改革的行政法意义和合法性风险可以得到更加清晰的呈现。要提升"放管服"改革的法治品性,需要以《行政许可法》的有效实施为核心,通过设立专门的社会化的"放管服"改革委员会、激活行政许可评价制度、引入更广泛的专家和社会参与、完善试验改革的授权制度、优化规制工具分析评价制度几个方面来实现。     

粤港澳大湾区养老服务业协同发展研究

养老服务业协同发展有利于粤港澳大湾区深层次融合,保障老年人养老权益的实现和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大湾区养老服务业在资源禀赋方面存在互补关系,且三地政府也注重在养老服务领域开展合作。但当前的合作中存在着发展水平较低、制度间协调不足和专门合作机制缺位等问题。在协同发展理论指导下,粤港澳大湾区养老服务业合作的重点是打破发展过程中的体制、机制障碍。对此建议制定协同发展规划、创新协同治理机制、提升养老服务法治化水平和加强新兴养老服务领域合作。     

居家养老服务供给对老年人养老满意度影响研究——基于8省市调查数据的分析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老龄化和老年人生活,养老工作养老政策体系日益完备,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初步建立。利用2019年"中国老龄化和养老工作调查"数据,从服务供给角度分析居家养老服务建设对老年人满意度的影响,居家养老服务总体上提高了我国老年人满意度水平,对环境满意度影响高于生活满意度;呈现较强增量效应,即服务项目数量越多,老年满意度越高;呈现异质性效应,健康护理类服务影响最大,精神文化类和权益保障类影响较大,生活辅助类没有显著正向影响。根据我国现阶段老年人年龄结构特征,养老服务要重视注重由"扶弱型"向"普及型"、从"补充型"向"提高型"转变,鼓励多元主体供给,更好满足老年人多层次需求,提高老年人多方面满意度。     

新时代深化群团改革的实践载体研究——以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群团组织“三基地一中心”为例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总工会(团委、妇联)牢牢把握群团改革要求,主动服务于党政工作大局,以职工群众为中心,创新建设了“三基地一中心”综合服务阵地。“三基地一中心”具有政策宣传、孵化培育、职工服务、创新创业、企业服务等功能,在思想引领、组织拓展、助力发展、维护和谐、普惠服务五个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调研结果显示,“三基地一中心”契合职工群众需求,有助于提高职工对工会的认可度,并受到企业管理人员的好评。其今后的运维应在宣传力度、精准服务、运行机制、形式内容、资源整合、沟通反馈等方面持续发力,让职工群众拥有更多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创意激励的知识产权困境与自治进路研究

建立专业、高效、公正的纠纷化解机制,培育规范、有秩序、合作型的创意市场是创意激励的重要组成部分。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和现有纠纷化解机制未能与创意激励实现理想的契合,呈现出一些实质性的困境。这些困境的形成一方面是受到知识产权自身属性限制,另一方面则是受到发展阶段性特征及其运作效率与效果等的影响。创意自治具有自愿性、专业性和市场导向性,可以通过充分发挥本领域专业人士的作用有效突破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下的创意激励困境。为促进创意自治的实现与优势发挥,需要在立法、公共政策层面以及司法层面采取有效的措施。     

必要措施的嬗变:隐忧与应对

必要措施是"通知-删除"规则实现制度价值的关键环节,其在"通知-删除"规则的发展过程中发生了明显变化:措施种类从简单删除升级为综合性必要措施,同时通过司法审判逐步增加了对必要措施的及时性和合理性要求。这些变化使必要措施更加完善,但也由此带来措施种类恣意增加,网络服务提供者注意义务加重及自治空间不明确等隐忧。面对这些问题,需要进一步厘清必要措施的价值定位,根据比例原则分层级制定必要措施的实施意见,同时为网络服务提供者预留自治空间,充分发挥其自治能力。     

价值共创:公共服务合作生产的新趋势

合作生产是一种重要的公共服务生产模式,在提高公共部门回应性和推动公共服务创新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面对解决"棘手问题"的挑战,复杂的外部治理环境催生了对公共行政价值问题的反思,合作生产不仅要关注行政效率的提升,也要重视以公民为中心的多元价值创造。在此情境下,公共服务合作生产向价值共创转变。本文梳理了不同时期的公共行政理论对合作生产的影响,对合作生产概念的演变与发展进行了探讨,阐释了从合作生产发展为价值共创的内在逻辑。在此基础上,本文分析了理解价值共创的三种理论路径,并结合我国公共服务发展的现实背景,讨论了公共服务价值共创的启示。     

我国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的现实性探析

改革开放后,我国社会结构发生变化,国家社会由一体化向二重化发展,社会呈现多样化,政府在社会管理中覆盖面窄、手段僵硬、效率低下的特点已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急需转变社会管理方式。新时期下的社会组织获得蓬勃发展,它自主、自律、民间、灵活、高效、贴近基层的特点能够弥补市场和政府在公共领域的不足,符合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要求,将社会组织引入社会管理,能够实现政府和社会资源配置的最优化,最大程度地保障公民权益。     

新公共管理语境下的服务型警务构建

新公共管理理论源于西方各国政府改革的实践，是一种新的公共行政理论和管理模式。其基本思想为：政府的管理职能是掌舵，应当以顾客为导向，引入市场竞争机制，适当分权，让公众参与管理，并且对政府管理行为进行绩效评价。这些理论对公安机关的警务工作具有一定适用性，以新公共管理理论为指导。构建服务型警务模式的路径选择有：科学定位职能，突显警务模式的服务性；构建参与式警务模式，实现警民共治；借鉴“3E”思想，强化绩效评估和成本效益；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推进警务社会化：建立健全监督机制，推行阳光警务。     

德国近五十年刑事立法述评

自1969年德国刑法大改革至今的五十年间,德国的刑事立法活动非常频繁。在此期间,德国立法机关不但对《刑法典》总则犯罪论部分的规定进行了彻底的修订,而且针对犯罪的法律后果以及刑法分则乃至附属刑法中的诸多罪名进行了持续的改革,在恐怖主义犯罪、妨害公务犯罪、毒品犯罪以及保安监禁等领域尤其如此。整体而言,德国立法者在过往半个世纪中日趋侧重功能主义的积极刑事立法观,导致德国刑法逐步从传统法治国背景下的法益保护法和市民防御法转向以社会控制为主导的国家干预法和社会防卫法,造成了诸多难以与现有法律体系和学说理论相协调的象征性立法。我国应当从德国近五十年的刑事立法中吸收其先进经验,对其中的弊端也要引以为戒。